1977年至1981年，张德英连续3次（第34至36届）随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夺得3枚团体冠军金牌、2枚女子双打冠军金牌。
“我是张德英，上海知青，1966年获得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在第31届世乒赛上看了您的影片，心里很激动，也很伤心，只能说，我想打球。”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口述 | 采访并撰稿：张德英 | 金大陆、吴四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5986字，仔细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一项运动像乒乓球一样承载着如此多珍贵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总是新鲜的，比如“乒乓外交”，在今天意义更为丰富。被许寅生称为“世乒赛冠军摇篮”的上海，从1953年到2018年的第20届至第54届世乒赛，为国家队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队员。上海历史博物馆联合中国乒乓球学院，为21位上海老、中、青乒乓球运动员制作口述历史。个人命运的相互印证与时代变迁，是这些故事的主题。
本文节选了“知青状元”张德英的故事。1953年出生的张德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1974年，她代表黑龙江省女队夺得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是第34、35、36届世乒赛女团冠军的主力队员，并两次获得女子双打世界冠军。她曾担任上海乒乓球队教练，后来创办了张德英乒乓球训练馆。在文中，张德英回顾了自己乒乓球生涯与知青经历相交的岁月，以及她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中体现出的对“精神与命运”关系的理解。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德英（后排左二）与刘萍、高爱丽等队友在上海市少年体校门口合影。图／刘萍提供
知青回忆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我在静安区常德路小学读书。当时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太好，但我对打乒乓球却非常热衷。一放学就会打乒乓球，有时回家后也会在附近的菜市场桌子上打乒乓球。平时很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小学老师也会给我指点指点。总的来说，我学会乒乓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964年，上海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招收学生。我记得当时考试选拔是在黄埔体育馆进行的，我穿着塑料鞋，水泥地很滑，我就干脆把鞋脱掉2024欧洲杯,，光脚上场。也许是招收老师看我体力充沛，打球也相当敏捷，就选中了我。入队后，迟慧芳教练对我进行指导。由于训练正规，我进步很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的事迹，受到大家的敬佩和追捧。我把庄则栋、许银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芝、李赫男等世界冠军的照片挂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我是典型的左推右攻的正胶选手。 1966年2024欧洲杯,，我14岁，迟教练带队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儿童比赛，我和许建勤、邵佩珍组成的混合队获得了全国团体冠军，周总理给我们颁发了证书，我们心里非常激动、高兴。
就在我球技渐入佳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市体校也停止了训练，乒乓球馆的大门紧闭。我没有球可以玩了，心里很难过。但我很喜欢打球，就叫队友王嘉林从窗户爬进去。我们那时都比较瘦弱，还带了灯泡，因为馆里的灯泡都拆掉了。打完球就从窗户爬出去。那时我和王嘉林骑着自行车，不是他带我就是我带他，到处碰见人“打野球”。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上海音乐学院打比赛。
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看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招人，说有打乒乓球的地方，兵团还给发工资，我就决定去。市体校报名了三十多个人，乒乓球队就我一个去了黑龙江兵团，还有一个人去了江西。那天，同学帮我弄了一辆黄鱼车，把我的行李从市体校宿舍运回家，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我走的时候，很多人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听着扩音器里传来的《下乡、上边疆》这首歌，踏上了北大荒的征程。
坐了三天火车，我们到了兵团。放眼望去，没有房子，只有几顶帐篷。队长说，今天晚上行李就堆在外面，大家就到帐篷里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躺下，大家就背对背地睡。第二天因为人不够住，又搭了一些帐篷，里面有厨房、厕所等。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四月，冰雪刚刚开始融化。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就是在火车站装卸煤、木材、面粉等。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晚上火车来了，一响汽笛，大家就集合干活。那时候没有机械化工具中国正在听冠亚军排名，主要靠手工装卸。一袋五十公斤的面粉还好，最难的还是煤。 我们要先用铁锹铲到筐里，再扛到院子里。水不够，每天除了刷牙的一杯水，洗脸都是用融化的冰水，冰水里含有很多泥沙，毛巾被边都是黑的。更难受的是虱子，虱子弄得我们浑身痒痒的。冰天雪地里，我们只能吃馒头，唯一的菜就是白菜汤，上厕所屁股都要被冻伤。
张德英到中苏边境黑龙江省黑河市农村务农。图为她在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照相馆工作。
记得第一次收到上海的来信，吃过晚饭后，大家各自回到铺位，打开手电筒看信。不知道谁先喊“妈妈中国正在听冠亚军排名，妈妈！”，然后又一个哭了起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情绪？屋里的人齐声哭了起来。后来连长找到我，责怪我第一个哭。我没有承认，因为绝对不是我先哭的。
至于打球，我们都睡帐篷，铺位之间的过道很窄，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怎么打球呢？后来，情况好转了，盖起了砖房。过了半年多，父亲病倒了，我很着急，觉得不能再在这里呆了，就想走了。我请了假，打算提着两个旅行包回上海。巧的是，同车来的一位上海小姑娘，母亲也生病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发了。我们先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再到大连。那时候，知青基本不买票，我也一样，遇到检票员，就躲在厕所里，锁上门。或者检票员开始查票的时候，火车刚到站，我就从一个门下车，从他们后面的门上车，跟着检票员转了一圈。 哈尔滨站很大，检查严，我就在前面一个小站下了车。同行的小姑娘是小本生意出身，怕麻烦，到了哈尔滨后就不敢再走路了。我铁了心要走了，就在大连买了9元的五等船票，回上海了。
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我不想回去。听说崇明有个农场，就去打听，但我已经调到别的地方了，他们怎么可能收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回连队。现在兵团战士“开小差”，连队200多人开会批评我，逼我做检查。我只好按照当时的政治口径，说我犯错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没有扎根边疆的决心”等，最后还被警告。后来连长让我在下地干活和烧炉子之间选一个，我选了后者，也就是我一个人负责烧7个炉子，没想到这一烧就是一烧就是一年。 烧炉子就是用两个筐子和扁担铲煤挑煤，再铲煤灰刷炉子，周而复始。夏天不烧炉子，我就去食堂挑面粉袋，揉面做饭。包饺子手艺还不错。
我想要上场，我想要进国家队
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分部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我拿了张小凳子，坐在雪地里看纪录片。电影里，我看到了许寅生、李富荣等上海运动员，看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回到摄影棚的小屋，我点上蜡烛，拿出从上海带到黑龙江的乒乓球板。或许是因为觉得前途渺茫，或许是因为对乒乓球的热爱，我倚着窗户，泪流满面。事后，我鼓起勇气，拿出信纸，眼含热泪地给许寅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记得信的大意：
尊敬的徐教练：
我是张德英，上海知青，现就职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获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看了您拍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片子，心里既激动又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希望您在百忙之中关注我一下。
信发出去了，可是没有回音。后来徐主任说没有收到，但是如果收到了，一定会回信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后，各项体育活动开始逐渐恢复。我们师部跟当地县举行乒乓球比赛，我也报名了，那时候拍的照片我还留着。木质的乒乓球桌，高低不平，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气氛很热烈。最后，我跟黄埔区原少体校的队员争夺冠亚军，我获得了兵团女子队第一名。男子队第一名是打削球的王芳，他后来加入了黑龙江队，担任陪练。现场观众欢呼雀跃，要求让男冠军跟女冠军对打，结果我打败了他。
我给许银生的信没有得到国家队的回信，我又给省队写了一封信。我介绍自己是上海知青，目前在建设兵团第一师工作，曾获过全国女子青年队冠军。省政府收到信后就联系了我。因为母亲生病要回家，我就去了哈尔滨，跑到省队的训练馆。我记得我穿着北方的大皮靴进去，当场就试训了。省队教练看我不错，就决定收留我，让我回去等消息。其实我当时心里挺慌的，因为我有想回上海农场的“前科”。兵团是沈阳军区管辖的，当时沈阳部队也有队，但不是很专业。他们知道省队要调我，会不会放我走？
调动令来了，果然，师长不肯放我走。但我铁了心要为省队效力，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敲开了师长家的门。师长不在家，我就跪下来求师长夫人劝说师长放我走，说我并不是想参军，只想在省里打球。师长夫人见我这么急切，便心软了，当着我的面给师长打电话。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师长就叫了一辆车。我带着自己的档案材料，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谢过师长，就钻进了吉普车，车子飞快地开走了。
我去了哈尔滨，加入了黑龙江省队。我很感谢看中我的教练。进队后，他对我说：“那天你穿着大毛靴，却能打败我们省队的队员，我没有理由不要你。”就这样，经过六七年的波折，我又开始了正规的乒乓球训练。
我虽然年纪稍大，但没过多久就获得了省冠军。接着我代表黑龙江省去北京参加1972年全国五球运动会。我战胜了梁丽珍，进了八强，单打得了第三名，八强中只有我一个省队的人。梁丽珍对别人说，这个黑龙江人这儿打一打，那儿打一打，不知道打到哪里，像个地方游击队。有人告诉梁丽珍，她是上海人，是上海知青。我的目标可不只是进省队打球拿工资而已，我立志要进国家队。一旦确定了目标，我现在就非常珍惜机会，训练得很自觉，绝对勤奋。我练了一个正手高抛发球，至今还没有人超过我。早上，我和篮球队一起跑步。 他们跑得那么快，但我心里的声音却是“我要进国家队，我要进国家队”，信念的力量支撑着我没有落后。黑龙江冰天雪地，一路奔跑下来，口罩、眉毛上全是白色的冰屑。我还在小腿上绑沙袋，做蛙跳，让脚步动作更加敏捷。别人周日休息，我却加班加点，和男队员一起练习。有一段时间，我的推拦不太好。这时，韩玉珍主动提出帮我练练。我当然是乐意的，因为推拦是她的强项。谁知道她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敲我的门？那就练练吧。不管怎样，我下定决心要尽快提高技术，早日进国家队。这一奋斗，就是三年。
2018年5月12日，上海市老知青乒乓球比赛发起人张德英与黑龙江农场乒乓球队队友顾伟民（原上海市乒乓球传统学校枫华中学乒乓球教练）在比赛馆合影。图/王玉静提供
“第二位学生”
1974年，我们黑龙江队在南宁夺得了全国冠军，我一路横扫，这在黑龙江乒乓球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也在男队训练，其中一位教练是孔令辉的父亲。我就想，我现在能进国家队吗？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打听了一圈，才知道我进国家队有些争议，主要是因为我年纪有点大了。我心想，我已经拼搏到这个程度了，不能进国家队，是因为年龄这个客观情况，而不是主观上不够努力，技术水平差。这个打击很严重，我还有什么前途？你们不要我，那我就不打了！我甚至想过退役，因为通往最高台阶的大门，被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原因堵住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省体委和教练找我谈话，说刚刚收到国家队的借调函，借我去欧洲参加北欧锦标赛，我一听这话，立马站起来说：机会来了！
1975年10月，就在出国比赛前一两周，国家队组织集训。借调人员轻装上阵，我干脆把行李全部搬进了国家队。我想，要是成绩不行，国家队不要我，我就直接回上海老家，没办法再回省队了！和我一起去的辽宁队的隋建英、李明、刘新艳都是国家队队员，都在国家队呆了很多年。当时国家队分为一队和二队，我是跟着二队训练的。欧洲比赛的第一站就是南斯拉夫，因为要出国，上街都要穿高跟鞋，我这种常年穿运动鞋的人，怎么适应得了呢？ 结果过马路的时候，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脚当场肿了起来，疼得我浑身冒冷汗，鞋子都穿不上，严重到不得不去医院治疗。第二天的比赛怎么办？我知道已经没有出路了，也没时间想太多，就不管了，坚持打。我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打完比赛，一局未失。离开球场后，我的嘴唇都在流血，腿上也都是淤青。同行的队友隋建英说，张德英，我服了你！我从心底里说，我跟你不一样！要是打得不好，我就回北京拿包走人。之后，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中，我28场比赛全部获胜。 可能因为我的成绩优异，加上积极的精神面貌，我正式加入了国家队。
1976年4月25日至5月7日，第三届亚乒乓球锦标赛在平壤举行。中国选手张莉、张德英分获女子单打第一、二名。图为中国女队（左一为张德英）
精神与命运
1976年，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准备参加在朝鲜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临行前，我骑着自行车到北京站，送焦志敏的妹妹回黑龙江。由于下雪路面结冰，车子在崇文门附近打滑，我摔倒了。只能推着自行车去医院治疗。结果，我的关节严重扭伤，韧带也受损了，胳膊肿得穿不了衣服。最近练球很困难，着急也没用，就干脆在房间里用木板拍着球。
我从市体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摔过跤，北欧运动会之前摔过跤，现在亚锦赛之前又摔过跤。但每次摔倒，我都没有“倒下”，仿佛把不好的东西扔掉，把好的东西留下，更加奋勇向前。人往往靠的是一种精神，这才是真正的苦尽甘来。虽然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上台练习了，但在正式赛场上，我依然没有输过一场比赛。如果说参加瑞典北欧运动会是为了闯过欧洲对手的关口，那么这次就是闯过亚锦赛。我通过了欧洲和亚洲的考验，终于成为了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1977年，我正式加入国家队，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团体赛的关键比赛中，我分别与朝鲜队、日本队、韩国队交手，打了4场单打、3场双打，全部以2：0获胜。这是我乒乓球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在颁奖典礼上，我激动得哭了。我感慨万千：“文革三年，兵团三年，省队三年，一生有多少个九年！”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自己装卸、修路、烧灶的场景一幕幕上演。如今我终于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1975年，第33届世乒赛后，全国掀起了“反攻右倾翻案风”，乒乓球队也整天开会、贴大字报。我记得国家队曾一度被下放到北京光华木材厂。你知道吗，打球不累，开会坐得屁股都疼。所以接到通知去开会，我就尽量敷衍了事。我知道进国家队不容易，就一门心思练。训练结束后，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看书。 在国家队，我看书比较多，特别是历史人物方面的书，比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衰》、《武则天》等。晚上十点熄灯后，我睡不着，就打着手电筒看书，提取、领悟自己需要的思想方面，以及精神和命运的关系。他们不是说我进国家队的时候年纪太大了吗？如何立足，如何夺得世界冠军，一方面要靠刻苦训练，另一方面要从书本中汲取知识的力量。我总觉得，人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我从1975年到1981年总共在国家队呆了7年中国正在听冠亚军排名，参加了3届世锦赛，28岁退役。
1981年，张德英捧起第36届世乒赛女子双打冠军奖杯凯旋而归
我退役前，世界排名第一。起初队里想让我打双打，但我已经28岁了。1981年底，全国比赛在河北石家庄开打，国家队队员全部回本省参加。最后，黑龙江队和上海队争夺冠亚军。我跟队里说，我不跟上海队比赛了。但教练非要我上场。焦志敏是我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她还“迷迷糊糊”地劝我上场。最后我还是放弃了。焦志敏为此一直哭个不停，其他人也为此抱怨。我说，没事，黑龙江队已经拿了冠、季军了，这次我们能拿第二，就完事了。我说不上场了，你们不听，怎么办？他们也没说什么。 比赛结束后，我被调回上海，队领导责怪我没有早告诉你。但我怎么能早告诉你呢？能干好自己的事，我就满足了。就这样，我在上海队当上了教练，带了一批年轻球员。人的一生充满曲折，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每个阶段的人生规划。说实话，我原本的人生规划是“三部曲”：第一，进国家队；第二，入党；第三，回到家乡上海。我原本的规划，终于全部实现了。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我是上海的女儿，我奋斗了一辈子，有艰辛，也有辉煌，我的一生是值得的。
（本文节选自上海同志博物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的摇篮——上海乒乓球明星访谈录》，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经过编辑。图片来源：张德英本人，部分图片来自上海同志博物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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