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孙晋芳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大二学生”李娜时kaiyun下载app下载安装手机版,，22岁的武汉姑娘一头长发，脸上挂着笑容，“她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就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当时，孙晋芳出任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网管中心”）主任才几个月，在基层调研中，孙晋芳深入各级网球管理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摸底”，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李娜，希望网管中心新一任领导能动员她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李娜6岁开始打网球，17岁转为职业选手，当年就获得7个双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2001年，李娜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
而令外界惊讶的是，第二年，已成为“全国女单第一人”的李娜，却在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候选择退役，前往华中科技大学读书。
“他们都跟我说，李娜很有天赋，而且很年轻。”孙晋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道。孙晋芳曾多次到武汉找李娜谈话贾斯汀海宁，“可以说是三进山寨。”同年10月，李娜选择复出。
此后十年，李娜的职业生涯不断攀升，最高排名曾达到世界第二。如今，尽管退役五年多，李娜依然是国际体坛的巨星。2019年7月，她成为首位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亚洲运动员。12月，《网球》杂志评选出过去十年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李娜与莎拉波娃、塞雷娜·威廉姆斯等对手和老友一同入选。
“我们想要的不是待遇，我们要的尊重”
首次在武汉见面时，孙晋芳与李娜聊了三个小时，这让当时的湖北省体育局领导十分惊讶，他们此前也和李娜聊过，但谈话通常五分钟就结束，双方沟通十分困难。
孙晋芳首先和李娜聊起了大学生活，李娜显得很放松。“她越放松，我越觉得她心里还没有放弃网球。”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这位被李娜形容为“言行敏捷”的资深运动员随后开门见山地说道：“很多人说你有天赋，打球是你实现自我的一种手段，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而打球呢？”
九年后，李娜在自传《独自打球》中写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她，她可以为自己打网球。
和许多运动员一样，李娜并不是自己选择的道路。5岁时，身为羽毛球运动员的父亲将她送入体校，但李娜的肩膀太宽，手腕不够灵活，不适合打羽毛球。后来，教练说服了李娜的父母，让她打网球更有前途。但那时，网球在中国还是一项鲜为人知的运动。
“他们都同意我应该打网球kaiyun下载app下载安装手机版,，”李娜后来回忆道，“但没人问我。”
20世纪80年代，网球经历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隔64年再次将网球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并允许职业网球选手参赛。这是网球运动职业化的一次飞跃，尤其是对于20世纪70年代刚刚诞生并成为女子网球主流的女子职业网球而言。
相关研究表明，网球教练员如果不能对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将直接影响运动员的发挥。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旅游学院教师吴洋曾在论文中提到，运动员的心理波动容易导致肌肉紧张，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失去精准度。比赛中球感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击球失误。
2001年全运会期间，一位主管拆散了她和男友江山，称如果她按照安排，全运会亚军也能享受冠军的待遇。“我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李娜在自传中写道。
次年，备战釜山亚运会期间，李娜生病了，不能吃药，医生向上级反映：“她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理想。”其中一位上级回复：“给她打针就行。”
李娜打电话给母亲征求意见，母亲站在女儿一边：“我们不会再吵了，你的身体是一辈子的。”
釜山亚运会前夕，李娜决定退役，她瞒着教练，把辞职信留在了宿舍。
“体育界有很多内幕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运动员和教练、领队之间的纠纷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多年后，李娜在自传中回忆起这些往事，依然无法释怀。
那届亚运会，此前曾多次夺得金牌的中国网球队彻底溃败，七个项目全部在半决赛中被淘汰，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我们是项目中心，不是行政机构”
正是在“釜山惨败”的背景下，孙晋芳出任网管中心主任。
“到了网球中心之后，我觉得必须改变这里的心态，”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我们是一个项目中心，而不是行政机构。我们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必须以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中心。”
早在2000年，网球管理中心就提出，运动员不仅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国内比赛贾斯汀海宁，还要参加专业比赛。但事实上，与其他球类运动一样，中国网球也实行“体校-地方队-国家队”三级制，高水平运动员需要代表所在省参加全运会，还要代表国家参加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也就是俗称的“三大赛事”。
与其他球类运动不同，国际网球职业化之后，代表网球最高水平的比赛不再是“三大赛”，而是国际网联、女子网协、男子网协等职业联赛举办的公开赛、巡回赛，这些赛事也决定了运动员的国际排名。
现任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的刘庆曾写道：“在国际网坛，一个职业运动员要想取得好的世界排名，每年至少要参加25场排名赛。”
但当时中国约有400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除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都是在传统的三级训练体系下进行训练。
中国球员“走出去”的另一个现实障碍是资金限制。据统计，2003年，一名球员如果一个赛季打25周的比赛，旅费就要花10万美元，这比当时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还要多。
长期缺席国际赛事，让中国选手在不知不觉中“原地踏步”了十年。1991年李娜刚进湖北省体校时，中国女子网球选手的最高世界排名是第155位。2002年退役前，李娜成为中国选手中排名最高的选手，位列第135位。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孙晋芳亲自去找赞助商谈判，“我们先用网球队这个无形资产跟企业谈判，吸引了一大笔资金。”
体制刚性、经费紧张两个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后，效果很快显现，仅2004年，中国就有近五分之一的运动员出国参赛，彭帅、郑洁、李娜等中国名将平均每年参加国际比赛超过15场，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国外比赛，其中包括四大满贯赛事。
2004年8月，李婷与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女子网球双打冠军，夺得了奥运会最出人意料的金牌。10月，刚刚复出的李娜夺得广州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首位WTA巡回赛冠军。2004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女网元年”。复出的李娜、彭帅、郑洁三人均进入了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单打排名前50名。
2006年，李娜的WTA单打排名已经进入前25名。为了进入前10名，她认为自己需要自由地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应该像国外的职业球员一样有自己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上搭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
2005年，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明确提出“提高职业排名是前提”、“以职业网球为手段，夺取奥运荣耀为最高目标”、“遵循职业网球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
从2005年开始，大批外籍教练被“请进来”。后来，为了尽可能满足李娜、郑洁等种子选手的需求，外籍教练被分成四组，力图实现“一个运动员队伍配备两到三个外籍教练”。这已经是当时网管中心承担经费的上限，每年需1000多万元。
运动员的奖金分配问题也日益凸显。按照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运动员参加各类比赛所获得的奖金65%需要上交”，在国家体育总局、协会和省份之间分配，个人最后只能拿到35%。孙晋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种分配机制下，“运动员没取得成绩还满意，取得成绩就不满意。”
为化解矛盾，孙晋芳先是主动放弃了网管中心和网协的奖金提成，随后又耐心与省市商量，暂时放弃了自己应得的10%，经过多次调整，运动员的奖金份额提高到65%。
“这批运动员的性格非常鲜明，和我们那一代崇尚无私奉献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光靠教育是没有用的，管理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孙晋芳说。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李娜
从国家体系到专业化的“嫁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饱受伤病困扰、成绩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孙晋芳提出：奥运会之后，如果她不能再独立参赛，成为职业运动员，她就退役。
那一年，李娜已经26岁。
几乎与此同时，彭帅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此前的2005年，彭帅就公开要求在教练、奖金、训练、比赛等方面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这是运动员第一次正式要求网球中心“单飞”。
但在孙晋芳看来，政策需要适时出台。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8年奥运会前，网管中心就已制定了专业化改革方案。但北京奥运会临近，“现在不能出什么差错，不能给李娜等人单飞的机会。”
那一年年底，网管中心出台了“单飞”方案，只有世界排名前五十的选手才有资格单飞。选择“单飞”后，选手和网管中心形成契约关系，网管中心规定他们代表国家参加哪些比赛。没有单飞的选手，仍然按照原国家体制进行训练、比赛、生活。
在孙晋芳看来，国家队体制下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作为管理者，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李娜、郑洁、彭帅和闫子贝成为首批获准“单飞”的中国职业女子网球运动员，采用国际通行的网球运动员职业化模式：独立教练、独立奖金、独立比赛，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
根据单独协议，李娜必须向国家上交8%的商业发展收入和12%的比赛奖金，并且仍需代表国家和省份参加全运会、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当这些赛事与运动员个人赛程发生冲突时，运动员仍要“以大局为重”。
对于“大局为重”的要求，李娜2011年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承认：“在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网球管理部门花了很多钱让我参加比赛，为我打理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一定要回报他们。”
单飞后，职业道路的残酷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
2009赛季，李娜的总奖金超过60万美元，但她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是在积蓄为零的情况下。同赛季，郑洁的总奖金收入为53万美元，而闫子意只有16万美元。
据2011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李娜团队“单飞”后每天基本开销在1万至1.5万元，每年总支出约400万元，“单飞”后，即便是国内顶尖运动员，也难以承担高水平团队的开支。
此外，面对“单飞”后运动员成绩的波动，国内对“单飞”的质疑声也日渐高涨，要求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在孙晋芳看来，“国家体制是基础”，其他手段只是辅助。刘青指出，“单飞”其实是“无奈之举”，是从国家体制到专业化的“嫁接”，导向性明显贾斯汀海宁，但缺乏普适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职业化已经成为网球运动员培养的重要方向，但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网协或许仍然希望保持对运动员的控制权。这也是现行体制下管办分离不够彻底的一个体现。”2012年，时任中国网协训练部副部长的胡亚斌撰文分析。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
2011年6月4日，法国巴黎罗兰加洛斯。李娜直落两盘击败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单打冠军诞生。
人们对网球职业化改革、“单飞”的质疑几乎瞬间消失，李娜和她的团队成为了“民族英雄”。
一些中国网球运动员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李娜夺冠当天，法网女单决赛总观赛人数达到1.1601亿，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收视率达到2.75%，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
当时郑琴文只有8岁，她发现没有人问她拿着的球拍是不是吉他。2019年闯入美网青少年女单八强的郑琴文后来回忆道：“李娜夺冠后，很多孩子都走上了网球场，她让他们有了网球梦——包括我。”
2012年至2014年，李娜的教练换成了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培养过世界第一传奇网球选手贾斯汀·海宁的教练虽然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他为李娜制定的训练计划却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无情”。当李娜刚开始尝试适应卡洛斯的训练节奏时，她问过姜山：“贾斯汀和卡洛斯相处了15年，你是怎么做到的？（训练）三天，我就做好了作死的准备。”
除了训练节奏的改变和技术上的调整外，卡洛斯还采用了新的心理辅导方案。
李娜的情绪管理问题，长期以来让她在国内饱受褒贬不一的批评。“一旦她心情不舒服，就会用一声巨响来回应。”孙晋芳坦言，李娜与媒体的关系也曾一度紧张。
卡洛斯为李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辅导。他迫使李娜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那些想法永远不会被抹去。但你必须承认，它们也帮助你成长为一个个体，一个运动员。”
李娜后来回忆说，这个过程“就像在伤口上撒盐”，艰难而痛苦，“但一旦我谈论它，卡洛斯就帮我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让我在心理上变得更加强大。”此后，李娜不仅在场上表现得更加稳定，在场下也变得更加幽默，经常用流利的英语和媒体开玩笑。
2014年1月，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李娜再次夺得大满贯冠军，实现职业生涯又一个巅峰时刻。
对于李娜本人来说，另一个好处是她终于感受到了网球的魅力。李娜自己说，在网球生涯的前十年，她并没有体会到网球的乐趣，直到第二次退役前的几年，她才开始越来越深刻地理解网球。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李娜说。
中国新闻周刊于2011年刊登了李娜的封面故事
“李娜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的新符号，不同于老女排和刘翔，李娜的成功更令人期待。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尝试职业体育的一次胜利，经验值得借鉴。”
——摘自《最幸运的叛逆者》第519期2011年6月13日。2011年6月4日，29岁的中国女选手李娜在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夺得了法网女单冠军。6月13日，本刊推出封面故事《李娜：一飞冲天》。
2011年6月13日第519期《李娜：飞向天空》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第3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许方清刊于2020年1月20日第933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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