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全集》第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载有弘一法师的《佛卷传序跋》：“此经为敦煌本，现藏于英国。范成法师得此画像，置于南通狼山僧伽寺，其字迹晦暗，所幸秉子后来审阅。 后记中的“丙子”指的是1936年，“生隐”是弘毅的笔名。 秦启明编注《李叔同书信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弘一法师撰并注明日期：“僧伽第六波罗蜜经手跋，写于鼓浪屿日光岩， 1936年5月，厦门。”由此可见，弘一法师于1936年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手书《僧伽六圆经》。
弘一法师
《六度僧伽经》就是《僧伽欲入涅槃六度经》。 原藏于敦煌石窟藏经洞。 该经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关于敦煌经洞所写的唐代经书通过王道士流失海外的过程，众说纷坛。 笔者发现王力先生的《寻找敦煌遗记》最为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方光春是任继玉先生的弟子。 他几乎一生都在寻找敦煌遗书。 他的妻子王丽甚至提前退休来参与这项工作。 她着有《寻找敦煌遗书》一书。 书中写道：“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元禄正在清理沙土。甘肃省，墙上发现了一个封闭了近千年的耳洞，后来成为著名的“藏经洞”，现被敦煌研究院列为第17窟。一些以佛教经典为主体的书籍和文献，此外还有许多旗帜、横幅、佛画，据说除了汉文之外，还有一些小型的青铜佛像等文物。书籍和文献的语言还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王道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发现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发现。敦煌知识的潮流。”
”王道士原籍湖北，后在宿州（今甘肃酒泉）当兵，退伍后成为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看到莫高窟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特意将洞中的一些经卷带到苏州，送给了自己的上司。不过，上级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敦煌遗书如东国清寺和尚丑态，觉得上面的字不是他自己写的，好吧，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叶长池。甘肃学岱学者（相当于省教育厅现任厅长）曾从敦煌知县王宗翰那里得到数卷敦煌遗书和敦煌画，却被错误信息误导。 他在日记中写道：“经洞内有石桌、石榻，榻上有经书数百卷，当时僧俗不知其贵重，皆取之”。 ”。 之后，叶长池得到消息，藏经洞里的经文只有几百卷，已经被当地人瓜分了。 这或许也是他没有亲自去查看的原因之一。
千年珍宝流散的悲剧由此开始。 与中国封建官僚机构的麻木不仁和蔑视相比，一些外国探险家闻讯而行动。
第一个到达的是英国的斯坦因。 斯坦因来自匈牙利。 他首先在欧洲学习如东国清寺和尚丑态，1888年前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工作，并于1904年成为英国公民。斯坦因的个人兴趣在于考古探索。 曾多次赴印度西北部及中亚地区进行考古活动，四次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
……
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得到大英博物馆和英属印度政府考古局的资助，第二次到新疆进行考古。 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时听老师介绍敦煌莫高窟，1907年3月，他到达敦煌县。他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那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佛经洞，于是他赶往敦煌。 3月16日去莫高窟。但王道士外出时，只看到了一位年轻喇嘛写的一部经书。 于是他先考察了敦煌周边的古迹，然后又去了莫高窟。 面对看守佛经洞的无知却虔诚的王道士，斯坦因绞尽脑汁，使用了许多欺骗、欺骗的手段2024欧洲杯,，以取得王道士的信任和青睐。 此外，他还聘请了一位名叫蒋小万的中国人作为他的助手。 蒋小万原本是衙门主，深谙国人心态。 他帮助斯坦因欺骗王道人，从佛经洞获得大量文物。 由于斯坦因在探索中国方面的“杰出成就”，英国国王于1912年10月授予他“印度帝国骑士（KCIE）”的称号。
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时再次来到敦煌。 此时，敦煌遗书已被押送到北京，佛经洞空无一人。 但斯坦因还从王道士那里得到了500多卷敦煌遗书，都是长卷大卷。 这批论文的来历将在本书正文中介绍。
1930年至1931年，斯坦因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资助下第四次访问新疆。 然而，这次检查遭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 他被迫停止在新疆的非法挖掘，绝望地逃离该国。
1908年2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 他被允许进入洞内考察了20多天。 伯希和挑选了他认为最珍贵的部分并将其取出。 这部分文物至今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斯坦因不懂中文，但伯希和是汉学家。 他挑选出来的大多数确实是最好的。 不过，他声称自己已经将藏经洞的精华全部挑出来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夸大其词。 伯希和当时在越南远东法兰西学院工作。 1909年，他从河内来到北京，随身携带了前一年获得的几张敦煌遗书，并向北京的中国学者展示了它们。 中国学者震惊不已。 学者们呼吁行动起来，1909年，清政府学术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决定将佛经洞仅存的文物全部护送到京师。 当时，官员们正在争论由哪个衙门承担运费。 最后，文物终于运抵京城，却被北京一伙探亲的官员偷走了。 其余部分被送往当时的首都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主要部分。 此后，敦煌瑰宝不断流出：1911年至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前往敦煌，1914年，俄罗斯奥尔登堡探险队前往敦煌。 前面提到，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前往敦煌，美国华纳于1924年和1925年前往敦煌，都带走了大量敦煌文物。 ”
“根据方广启目前掌握的调查数据，藏经洞里收集到的汉文遗书有六万多张，因为每张的大小不一，大的有几十米长，小的只有几十米长。”几厘米，所以按照馆藏的绝对体积（长度或面积）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量排名第一，约占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敦煌文献总数的40%；英国排名第二，约占28%；法国国家图书馆排名第三，约占13%；排名第五的是日本星宇书店。此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敦煌遗注还有中国和日本的许多机构或私人收藏。 西欧和北美其他国家也有少量收藏。 总体来说，中国藏品约占一半，国外藏品约占一半。 ”
作者之所以要抄写这么长的文字，不仅是因为《寻找敦煌遗记》这本书很难找到，更是因为它可以全面了解《僧伽欲入》的由来。涅槃及说六圆满经》。
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内藏有4万多件此类文献和文物。 其中大部分是当时斯坦因收购的。 其中有敦煌本《僧伽欲入涅槃经》和1934年日本出版的《大正三藏》，这部经收录于经卷八十五。
1935年，叶公绰的侄子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广东番禺人，后任外交官）拍摄了敦煌抄本《和尚欲涅槃说六度经》。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返回国内。 僧伽，自称是唐代西域和国（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尔贝希姆）人，唐高宗隆朔二年（662年），僧伽及其弟子来到中国。弘法、游历各地。 后南渡江南，曾居嘉兴。 灵光寺，也传于江苏泗州，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南通狼山是佛教“八小名山”之首，狼山广教寺的创始人是一位僧伽。 是国内罕见的大势至菩萨道场。 智云塔前的圆通殿供奉大势至菩萨； 塔后的大圣殿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即僧伽。 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大势至僧伽道场。
大英博物馆收藏《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经》
广藏佛藏的如皋西寺方丈范成法师，从叶恭绰处得到《六度僧伽经》手稿及照片，拟刻于狼山广教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叶公绰请好友弘一法师临摹《六度僧伽经》。 1936年，弘一法师将经书托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并作跋，说明缘由。
叶恭绰还在此本《僧伽六度》经上签名，落款为“民国乙亥春，自贡超摄自大英博物馆，与弘一法师合影”。学校就跟着它写了布。” 此稿印刷版宽32CM，高44CM。 扉页是叶公绰的书名。 经文有10页。 每页都有一个由 7 条垂直线和 10 条水平线组成的网格。 字体为弘一法师独特风格的洪体。 法书方方正正，具有弘一法师中后期过渡时期书法所特有的风格。 经名十二字：《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经》； 经六百六十四字； 该经第六页第二行有“离六”二字。 弘一法师在第10页经末后加了小字，更正为“琉璃应叫琉璃”； 最后第11页是弘一法师的跋记。
1936年杜九天题《僧伽映华录》
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研究员王维军《李叔同研究的探索与发现》（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编）《第五届国际李叔同学术会议论文集》 2016年1月弘一法师研究》）1 文中写道：“1936年1月，南通狼山光教寺出版、弘一法师编撰的《僧伽》
《映华录》一书有序云：“此山为唐代僧伽大圣所祀。” 民国十八年，律师程洪义印制了《济英华录》千卷，但全部售罄。 这里是元代《石氏源流》第九十二回中关于“泗州僧伽”的一章。 我还托叶公超博士取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僧伽六圆经》抄本。 随后又以徽因的身份继续仕途。 远近前来山上参拜的人，都知道我威严威严的威力，使他们越来越强大，也都据信而行。 从序中可知，弘一法师于1929年印行了南通广教寺编撰的《僧伽映华录》千卷，1936年重印时又增补了元本《泗州僧伽》。 以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本《六度僧伽经》，编成册，出版发行。 书名仍沿用弘一法师1929年编撰的第一版《山印独九天》的题记。因此，在1936年出版的《僧伽应化录》中，我们可以看出，题记仍是《济济》时的题记。 '。 八月'。 ”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叶公超博士”之所以在大英博物馆拍摄到敦煌本《六度僧伽经》，是因为他受到了南通广教寺的“恳求”。 其中，很可能是广教寺的范成，这是委托叶公超询问叶公超后所做的。 叶公超拍下照片交给了叶公绰。 范成看到照片后，委托叶恭绰将《六圆满经》石刻于狼山广教寺。 请弘一亲手写此经。 再有叶公绰的题刻、狼山石刻、南通广教寺重印出版《僧伽映华录》等。 杜九田（1877年—1950年后），字秋孙，又号农隐、一尊、中秋生。 又号尉留居士、古越布衣。 浙江会稽长塘（今属绍兴上虞区）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 1935年10月，《申报》介绍杜九天的书法作品时说：“绍兴杜九天”。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科学书籍二十多年，着书立说。 除编辑外，他还致力于美术、书法、绘画、篆刻，其他方面也很出色。 ”
范成大师
《僧伽映华录》一书重印时，序落“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南通狼山广教寺”，弘一“手书僧伽六度圆满经及跋，写于1936年5月的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比序言晚了4个月。 为什么是这样？ 据林子清编着的《弘一法师年表》（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可知，广教寺在写序之前，就已向弘一法师发出写经的请求。 由于弘一法师工作十分忙碌，年初又得了一场大病，所以他《六圆满经》及其跋文的书写时间晚于写序的时间。 广教寺出版、弘一法师于1936年编撰的《僧伽映华录》一书，已收入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的《中国佛教传记文献》第55卷。
南通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均藏有《僧伽映华录》，扉页有李库力先生所画的僧人坐像。 李库力（1877-1929），祖籍绍兴，南昌人。 吴昌硕弟子，曾任南通翰墨林场经理。 1929年在上海寓所病逝。他所画的和尚坐像是他生前所画。
至于南通狼山光教寺如何知道大英博物馆藏有《六度僧伽经》，并请“七爷功超博士”从英国拍摄照片？ 有研究者认为，广教寺可能从1934年日本出版的《大正三藏》中获取了信息kaiyun下载app下载安装手机版,，并要求范成这样做。
后来范成大师和弘一法师也有交往。 例如，1937年，青岛湛山寺邀请弘一法师到北方讲法。 他于5月14日乘坐“太原论”从厦门北上，16日抵达上海。 应叶公绰、范成邀请，参加上海法宝图书馆素斋。
弘一法师手写《僧伽经》影印本，原藏南通博物馆。 元代导演徐东昌曾撰文《弘一法师手书概述》（《东南文化》Z1期，1990年）。 文章称，弘一法师的《手写僧伽经及跋》全文如下：“此经出自敦煌，手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范成法师得此草图，置于石上。”僧伽寺“严。 《丙子圣印书丙志》与《弘一法师全集》所载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将石立于南通僧伽旧址，而写之。”这句是“江山”放在南通狼山寺，写法略有不同。
徐东昌先生也在文中写道：“经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和尚讲述了自己生于江部、投生世间、普度众生的宏愿。中曰：‘我当度六种人：一等，孝敬三宝；二等，不杀生；三等，不杀生。饮酒食荤，五度平等，不偷盗，修行善人，六度济贫。最后预言信此经的人的功德和不信此经的人的果报包括“劝世”。意思是整篇文章不讲哲学，只强调六度救度众生的宗教信仰，故名《六度经》。僧伽本人的佛教思想，都是很好的实证材料……本文介绍的《僧伽六度》影印本，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笔法细腻挺拔如东国清寺和尚丑态，足见其书法艺术的造诣，极为珍贵。 “至于碑文中提到的‘僧伽寺’，其实与南通狼山的广教寺有关，作为僧伽寺有着悠久的历史，将《僧伽经》石碑安放在寺内是非常合适的。”狼山僧伽寺。”
据徐东昌先生在文中写道：“至于石刻的出版，或许是因为次年七月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没有实现。现在狼山光教寺已经竣工了。”根据影印本制作的石刊，很快就会安装完毕并对外开放。” 是的。 我们知道，虽然抗战爆发，范成大师却未能完成石雕心愿。 徐东昌先生写这篇文章是在1990年之前，即撰写本文时石雕工作已“完成”。
狼山广教寺弘一法师题写的“僧团六度”
弘一法师为狼山广教寺书写的“僧团六度”碑记（部分）
据广教寺档案记载，1989年，范成大师的夙愿终于实现。 狼山广教寺大雄宝殿前右壁立有弘一法师亲笔题写的“僧团六度”石碑。 碑高168厘米，宽82厘米。 广教寺藏经楼所藏的敦煌《僧伽六度》影本曾藏于南通博物馆，1987年6月8日归还广教寺。
（作者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如东县国清寺方丈觉清法师联系狼山广教寺住持志祥法师提供相关信息，在此特致谢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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